摘要：“從1969年算起，我從事環保工作已經接近50年了，50年里樂觀的時間不多，成天愁眉苦臉的。中國的環境狀況很嚴峻，我樂觀不起來?！鼻衿秸f，“不過，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環保工作發生了根本變化，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，我終于可以樂觀了?！?/p>

曲格平眼中的環保40年

改革開放40年，既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40年，也是中國環保山重水復、柳暗花明的40年。

開放之初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帶來了農村環境污染問題。1992年小平南巡，重化工業迎來大爆發，環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。2012年以后，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“新常態”，環保也迎來全面治理的新時代。

自從1982年中國設立正式的國家環保機構以來，環保部門延續著“逢八必升”的歷史。1988年國家環保局從城鄉建設部分離出來，成為獨立的副部級單位，1998年升格為國家環?？偩?，2008年升格為國家環保部，2018年又再次升格為國家生態環境部。40年間，國務院組成部門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級。

40年間，能夠從頭至尾一直參與和關注環保工作的人不多，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。他是中國第一任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代表、第一任國家環保局局長、第一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也是中國環保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，被外界稱為“中國環境保護之父”。

過去，他曾經痛心疾首地呼吁，“中國的環境指標從來沒有完成過，經濟計劃年年超額完成，環境保護計劃卻年年完不成?！倍?，他卻說，“中國環保工作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，環境問題終于和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了?！?/p>

“從1969年算起，我從事環保工作已經接近50年了，50年里樂觀的時間不多，成天愁眉苦臉的。中國的環境狀況很嚴峻，我樂觀不起來?！鼻衿秸f，“不過，黨的十八大以來，環保工作發生了根本變化，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，我終于可以樂觀了?！?/p>

追憶中國環保的歷史，曲格平覺得有兩位人物影響至深，一位是周恩來總理，沒有他，環保事業起步至少要晚10年；另一位則是習近平總書記，沒有他，環保工作至今還是在“摸著石頭過河”，找不到正確的方向。

環境保護基本國策

1972年6月5日，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，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正在這里召開。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，曲格平也參加并見證了人類首次環境會議的盛況。

參加國際環境會議，這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，但在那個時代卻極不尋常。彼時，國內的極左思潮還在宣揚“社會主義沒有污染”，但實際上，官廳水庫、桂林漓江等地已經出現一些局部、點狀的污染問題。能夠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，討論“社會主義的黑暗面”，甚至可以稱之為一個奇跡。

力排眾議決定參加這次大會的是周恩來總理，1970年，他從一位日本記者那里聽到了關于日本“公害病”的介紹，開始敏感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重要性。在他的指示下，中國派團參加了首次人類環境會議，并于1973年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，開啟了中國環保事業的歷史。

“其實，周恩來才是中國環保的開創者和奠基人，中國環保的第一人?！鼻衿秸f。

時間來到1979年，這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。從這一年起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，經濟發展迎來40年高速增長期。也是在這一年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》正式頒布，標志著環保工作開始邁上法制軌道。

不過，直到1992年，中國經濟仍舊是在探索中前進，環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點狀污染為主，主要污染源來自鄉村，是鄉鎮企業大發展所帶來的產物。

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。1973年，鄧小平陪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桂林參觀訪問時就發現，漓江沿岸有多處工廠污水直排漓江，環境污染嚴重。1979年1月，國務院批轉《關于桂林風景區污染治理意見的報告》，漓江綜合治理工程正式打響。

“鄧小平當時說了一句話：‘如不解決漓江污染，將功不抵過?！詮V西自治區政府非常重視，開展調查研究，治理了一陣子，可效果不明顯。國務院又派我去調研，我沿著漓江看了一下，發現工廠、造紙廠等都是沿江而建，排污非常方便，漓江的水量又不大，所以污染非常厲害。想來想去，如果不關閉這些工廠，即使采用最好的技術也解決不了污染?！鼻衿秸f。

他把這個想法跟自治區政府進行了溝通，對方聽了直搖頭，都認為把工廠全部關閉是不可能的事情?！肮偎尽弊詈蟊簧蠄蠼o時任國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李先念，在李先念的支持下，漓江沿岸的37家工廠全部被關停。

“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治理環境污染方面下這樣大的決心?！鼻衿秸f。

不過，在那個階段，環保工作更多的還是建章立制。1979年頒布環保法，1989年又作了修訂，還有各單項法律，如水污染防治法、大氣污染防治法、海洋環境保護法等，構成了初步的環境保護法律框架。

特別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宣布，環境保護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，也是繼計劃生育之后中國的第二項基本國策，把環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。

可持續發展國家戰略

1992年，是轉折性的一年，中國經濟開始進入20年的飛速發展期，環境狀況也迎來壓力最大的時期。

這一年，小平南巡講話，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建設，加之80年代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，導致的結果就是環境狀況日益惡化。江河湖泊污水橫流，藍藻大面積爆發；城市里空氣質量變差，呼吸道疾病急劇上升。

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間，重化工業迎來了“黃金十年”，大批鋼鐵、水泥、化工、煤電項目紛紛上馬，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就是“三高”——高污染、高排放、高耗能，致使能源資源全面緊張，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。

“大家都說中國只用30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發展路，但環保方面我們也只用30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?！鼻衿秸f，“1992年以后重化工業的大發展，使得中國進入了環境壓力最大的時期，現在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是這一階段積累和產生的?！?/p>

該階段的特征，就是環境污染全面告急，范圍由原來的局部擴展到全國，種類也由單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、氣、土，中國的環境狀況亮起了紅燈。

面對這一形勢，環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點治理。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“三河（淮河、海河、遼河）三湖（滇池、太湖、巢湖）一市（北京）一海（渤海）”，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。

“50年代淘米洗菜，60年代洗衣灌溉，70年代水質變壞，80年代魚蝦絕代，90年代身心受害?！币皇酌裰{唱出了淮河污染的嚴重。1989年和1994年，淮河先后兩次發生水污染事故，使得安徽、江蘇150萬人出現飲水困難，也促使國務院下定決心治理淮河污染，提出了“在本世紀內讓淮河水變清”的目標。

1994年5月，安徽蚌埠，時任國務委員的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，淮河污染治理啟動。隨后的4年間，淮河流域關閉了999家小造紙廠，對1139家污染企業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。曾經一度，曲格平發現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監測斷面的水質已有明顯好轉，有的已經接近了三類水的標準。